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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调整与居民消费

时间:2020-11-20来源:安博郑州志远 作者:怪时光匆忙 点击: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调整与居民消费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调整与居民消费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调整与居民消费

摘要:文章立足于结构性减税背景,阐述商品税、财产税与所得税的经济效应,考察我国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固定效应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方向及实际效果,并分析居民消费的空间自相关性及税制结构的空间外溢性。研究表明,商品税和财产税调整的替代作用正向刺激了居民提高当期消费,所得税调整并未改变收入效应挤出居民消费的事实,而居民消费在相邻省份间存在高度空间正向自相关,同时商品税、财产税改革措施能够外溢至邻省刺激消费支出。

关键词: 税制结构;结构性减税;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01-06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缓行下协调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亟待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对税制结构、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国内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究。储德银(2012)将所得税、商品税与财产税作为关键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税制调整对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得出财产税挤入居民消费需求、商品税和所得税挤出居民消费需求的结论[1]。李香菊(2013)则是基于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采用长面板研究各税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证明不仅渐趋完善的税制结构对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而且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间接税的累退性一定程度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2]。赵蓓(2010)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消费决策模型,研究减税与政府扩张促进居民消费的关系[3]。从国外理论看来,似乎上述结论有悖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但如Carroll(2001)与Blanchard(1985)所证明,由于个体寿命与个体预防性储蓄等不确定性存在,政府支出与减税政策效果不会被个体未来的完美预期消费决策行为所抵消[4,5]。换言之,使得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条件在现实中其实难以满足,更符合实际的是宏观财政政策能影响当前个体消费决策,从而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积极作用。Ljungqvst和Uhlig(2008)在Andrew B.Abel的“不甘落后(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效用函数框架下分析最优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影响[6,7]。

目前很多学者在税收总量层面考察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分析全面、成果丰硕,也有少数通过划分税种进行实证的研究结果颇具价值,这都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与税制结构关系提供了启示。但笔者认为,首先,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多年,鲜有在此背景下,较为全面、完整的总结改革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作用的成果。其次,未有人考虑税制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外部性,即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某地区是否存在外溢性作用于相关或邻近地区。最后,需要考虑财政支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程度方面,在我国实施减税政策提高消费需求的同时,是否会挤出政府部门的相关扩大内需支出,弱化结构性减税效果。因此,本文力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体现在有利于检验我国税制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与实施效果,弥补考察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关系的不足,更加清晰准确地揭示和认识近年来税制结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的轨迹,进而为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方向提供借鉴。

二、我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现状

对于结构性减税内涵,贾康[8](2011)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强调“减税”降低实际税负水平;二是强调“结构性”,有别于简单全面的减税,是有选择性的、优化结构的安排。虽然政府征税存在效率损失,直接或间接的减少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了居民消费,但在既定税收收入下,通过调节税制结构、税种间比例仍可以达到一定税收总额约束下最大化居民消费的效果。

我国对从税制结构角度调节居民消费的政策能力十分关注,但仍在实践中探索其实效性,缺乏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理论上,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都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调整所得税,直接关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决策,存在收入效应。调整商品税,改变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使得居民消费结构与选择方向受到影响,消费者将依据自身效用函数调整需消费的商品组成,即替代效应。财产税是对财产征税,调整财产税,使当前购买财产与当前消费间产生替代效应,财产税负担增加将使消费者获得财产的相对效用降低,转而进行当期消费的相对效用更高。

三、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

图1以几何坐标轴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图中曲线代表消费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纵坐标代表居民储蓄,横坐标代表居民消费。初始情况,税前消费者预算约束线为直线AB,政府对居民所得与财产净收益征税,预算约束线平行下移至EF。同时,政府还对消费商品征税,对财产所有征税,由此产生的替代效应使EF变换至EH。此时,消费者消费和储蓄分别为X2和Y2。于是可假设:税制结构变动的收入效应使消费者在调整后受到的预算约束相对于调整前有所减弱,预算约束线上移至CD。此时,若替代效应保持不变,最终预算约束线应是平行于EH 的直线CM,消费增加量为HM。但商品税与财产税的变化将改变居民当期消费结构与跨期的消费储蓄分配决策,使得新的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不再平行于直线CM,两者的综合替代效应使消费者做出决策调整,提高当期消费,即CG斜率小于CM。最终,消费增加量为MG。

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与无差异曲线U0相切,对应消费为X0,储蓄为Y0。收入效应使消费支出增长X0X1。而X1X2代表着替代效应的消费变化量。X0X2就为税制结构变化刺激消费的总增长。同时,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框架下同样尝试推导税制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路径。

所得税征收率t1与居民消费倾向为负向关系;商品税与财产税对消费的替代效应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即β与T2存在负向关系。因此,我们得到消费函数C(t1、T2)的一阶偏导数均为负。这与前面使用几何图形说明的结果一致。

综上,笔者认为,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可以充分利用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达到改变居民倾向、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与储蓄的目的。而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三方面究竟给予了居民消费何等程度和何种方向的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获得结果。

四、构建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

1.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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